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骨牌与命运

2000-07-12 来源:中华读书报 祝勇 我有话说

不管你信不信,凸凹的小说《永无宁日》(时代文艺出版社)描写了世界的历史——尽管它的时间跨度并不长,只是从20世纪的30年代到40年代;尽管它的空间并不广阔,所有情节的展开,仅仅以一个北方小镇为中心舞台;尽管它涉及的人物并不多,实际上,它只描写了一个人的一生,而且只是一个小人物的精神史。

乔盛从军(是“国军”)仅仅是出于十分简单的原因——为了生存。他和所有初上生死场的年轻人一样惧怕开枪。然而当你读完小说,你便会发现,书中几乎所有主要人物的死,都与乔盛有关——开始是复仇,后来,杀人便成了一种需要、一种习惯、一种快感。它让我们感受到人类的可卑与可怜。故事本身的丝丝入扣使得整个阅读过程容不得你去多想,仿佛本性的每一步演变都是水到渠成,合情合理,任何结果都不令人感到意外,很像命运中的人们,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进着,从一个驿站匆忙赶到下一个驿站,没有时间看一下地图,整理一下心灵里的印痕。然而,当尘埃落定,一切都成往事,终会发现目的地已经越来越远,人生的荒诞意味才浮现出来。凸凹的小说具有一种“梦魇意识”。浮生荒诞如梦,然而在梦里,又有谁不信以为真?

一切优秀的小说都是关于世界的寓言,莫言的《丰乳肥臀》如此,余华的《一九八六年》如此,凸凹的《永无宁日》亦如此。小说里最初的世界——小镇的石街、酒馆、学堂、苇丛,无不与生命里最温柔的部分联在一起。然而,同他的力作《慢慢呻吟》一样,凸凹的这部小说从一开始就与世界的邪恶遭遇了。有序的世界容纳的是无序的灵魂。初入尘世的人们开始还会对此进行本能的反抗,然而天长日久,嘈切繁杂的世界连同反抗的对象渐渐隐去,变得不那么重要,惟有反抗本身,凝聚成一种坚硬的姿态。于是,反抗本身开始变调,人性中恶的成分便假好听的名义招摇过市;于是,反抗者也加入了邪恶的合唱,编织着恶梦,融化成无序世界里的一员,一切都在浑然不觉中完成,像上帝的安排一样天衣无缝——此时,他和他曾反对过的人已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这是世界的规则,这个世界有能力将一切头颅和肉体纳入到自己的规则中去。

从干净到龌龊,从简单到复杂,从忠义到卑鄙,没有人知道最初的歧路出现在哪里,没有人考察得出,世界究竟从哪一个角落开始转弯,使得本应通往天堂的道路直达鬼域。在这样一个世界里,命运如同多米诺骨牌,第一张倒下之后,往后的一切均无可避免,而所谓的挽回,不过是回顾者的一种痴迷而已。个人的历史如此,国家的历史如此,世界的历史亦如此。人们把这称为“异化”。“异化”是20世纪的一大主题,道德在异化,信仰在异化,人性在异化,连科技都在异化。正是精神家园的异化,导致了苏联的大清洗也导致了中国的“文革”。20世纪的文学家,理当反思这一过程。乔盛没有后悔,人类一旦离家就不可能返回灵魂的故乡。请注意整个小说的最后几句对话(当然,须在读完小说之后),那几句话很幽默,但你笑不起来,它们使得乔盛命运的悲凉深刻成整个世界的悲凉。

至于作者对性意识与个体命运之间的某种微妙关系的探索,至于弗洛伊德学说对本部作品的影响,至于新感觉派的痕迹,至于黑色幽默的笔触,至于乔盛时隐时现的两条青鼻涕的象征性,都是值得注意的——它们共同赋予了这部小说一种超时间的魅力,当然即使你不像评论家那样注意它们,也丝毫不会妨碍你对这部小说的价值判断。好的作品是作家与读者共同完成的,我相信你的鉴赏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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